清光绪四年(1878年)，朝廷赠乔家匾额“仁周义溥”

乔家大院“俭养德”匾额

晋商匾额，历来以其内容的经典、精粹和精致获得“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之美誉。晋商匾额遗存不仅展示了书法、工艺的精美，而且以其蕴涵的商业思想指引明清晋商成就了500年商业丰碑。
时至21世纪，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明清晋商曾经的辉煌渐渐远去，但其奉为圭臬的商业思想通过晋商匾额的遗存得以记录传衍，为探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和文化记忆。
讲诚信，以义制利。晋商秉持中国儒家义利观，提出“士商异术而同心”的商业伦理主张，在商业活动中积极践履着“以义制利”的儒家思想。在晋商民居商号等历史建筑里，随处可见以“义”为内容的匾额遗存，如“仁义渊薮”“仁周义溥”“急公好义”等，晋商重义由此可窥一斑。“义在利先，以义制利”的经商理念为明清晋商赢得巨大的市场声誉，推动明清晋商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商业奇迹。
和为贵，团结互助。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倡导多样性的统一。明清晋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在商贸活动中自觉践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合思想，主张和睦友善、同舟共济，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遍观山西各地晋商民居院落、店铺商号，以“和”为主题思想的匾额遗存比较常见，如“和气致祥”“贵和堂”“雍和堂”“履和”等，鲜明地体现出明清晋商贵“和”的商业群体精神。
慎俭德，崇尚简朴。山西自古自然环境恶劣，人们仅靠农业生产难以丰衣足食。为了改变命运，明清晋商先辈艰苦创业、俭朴守业，最终由行商成长为巨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富裕后的晋商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人生感悟用匾额悬于门庭，以时时警醒、勉励后人，如“无逸”“法司马训”“师吾俭”“慎俭德”“勤俭持家”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晋商勤俭并非吝啬，而是一种生活美德。在面临义利选择时，晋商往往慷慨解囊，毫不吝啬。
勤为本，敬业自律。勤奋创业、敬业坚守是明清晋商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阿尔伯特.哈伯德说，敬业精神比一流能力更能获得社会的肯定。敬业、自律、勤奋是明清晋商商业规范的核心内容，是晋商商号选拔人才和商德教化的重要标准。王家大院的“慎终如始”、乔家大院的“宁守堂”“勤为本”等匾额，推崇敬业、勤奋、自律的意思溢于言表。另外，各地“笃为业”“勤益”“勤善读”“勤补拙”等匾额则更为常见。
慕书香，教化修身。晋商匾额遗存中，以劝读、教化、修身为主题思想的匾文最为常见。匾额寥寥数字，但字字珠玑、含义隽永。一方方匾额微言大义，潜移默化地传递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世人要多读书、勤修身。很多晋商大院悬挂的“探酉”“慎独”“缥缃世业”“学吃亏”“三省四勿”等匾额，无不固化记忆着明清晋商育英才、重修身的商业思想。在这类商业思想的推动下，许多晋商家族运用《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教化管理子弟和员工，在商业活动中践行“信义为本，利而不污”的儒家伦理道德。
怀天下，经世济民。居于“士农工商”四行之末的明清晋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提出“士商异术而同心”，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明清晋商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捐输捐饷、修桥铺路、赈灾济困、造福苍生，用行动诠释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和担当。岁月无语，唯匾能言。虽然今日之晋商距离历史上的明清晋商义举已渐行渐远，但晋商心怀天下、经世济民的善行义举在“乐善好施”“修桥济众”“捐金修堡”等匾额上得以固化和传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文化遗存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晋商匾额缩龙成寸，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是三晋地域历史文化的固化记忆。通过识匾悟意不仅可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要通过文化反思催生变革转型，实现晋商精神由传统走向现代。
只有时时对晋商匾额遗存心怀“敬畏之心”，相应确立保护开发的科学理念和工作机制，实现晋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能种植文化自信、赓续社会文明，晋商匾额文化才能世代传承、焕发新的光彩。

张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