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虞弘墓》张庆捷著三晋出版社
该书收录于“山西与丝绸之路”丛书，由全程参与虞弘墓挖掘的张庆捷教授执笔，采用通俗轻巧的写作形式，辅以大量图片，为我们解读虞弘墓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披露墓里墓外的故事。
虞弘墓1999年就发现了，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拥有了虞弘墓的浮雕图片。但除了觉得好看，对它所表现的内容与内涵几乎一无所知。我是靠张庆捷一步歩走近虞弘的世界的。
张庆捷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德国慕尼黑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是虞弘墓主要发掘者与项目承担者。他的《解读虞弘墓》一书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后，第一时间快递寄给了我。从此，我成了他的“粉丝”，一步步走近虞弘。
首先，正如专家所指出的：这个墓的发掘本身就是“学界的一次地震”。早在1958年美国的斯卡格里亚就曾著文《北齐阙龛中的中亚人》，说粟特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原的石刻上，根据是河南安阳出士的一个石棺床。20世纪90年代日本弥贺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个石棺床，但真假难辨。那么，问题就来了，外国人为什么要移居中国？异域祆教神话是否在中国流传？1999年，虞弘墓的发现解答了这些问题，也因此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以及“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这本身也说明了虞弘墓的文化历史考古价值。
其次，虞弘来自鱼国，位于粟特地区，是神秘古国的一位传奇性人物，围绕他的是众多令人陌生的少数民族与国家。这座在地下沉睡了1400多年的墓葬，把众多少数民族的神秘古国与中原几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流，以及具有浓郁中亚与波斯异域风情的独特艺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同一个艺术宝库，它是鲜活的化石，成为古代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粟特这个民族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质，如强悍、勇武、善于经商等，生下来就不“安居乐业”，而是要走出去创业，而经商是其必务之业。虞弘（533-592年）除具有这些特质之外，还有一般粟特人所没有的，如他在少时受过极为良好的教育,跟随祖父学习阅读古波斯的拜火教经典《阿维斯陀》。他属于粟特社会的武士阶层，悍勇善战、所向无敌，他十几岁时就有自己的武装商队。所以，他不仅具有粟特人强悍、勇武的特质，也有较高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修养，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尤善政治外交，协调与沟通不同族群及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往，因此具备了成大器做大事的素质。他13岁即受命代表柔然汗国出使波斯，在波斯受到波斯君主的款待，骑着骆驼、大象陪波斯君主一同打猎。他之所以来到晋阳，并非自觉自愿，而纯属意外。他从波斯返回时，可汗又命他出使东魏帝国。而这一回，他有来无回，被要篡位自立的高洋扣下来了，其精彩的人生由此展开。
由于新建立的北齐急需人才，虞弘被一步步重用，由轻车将军升到都督凉州诸军事和凉州刺史等官位，还参与了北齐对突厥、契丹与柔然的多次战争。北周灭北齐后，虞弘效力北周，屡立战功，步步高升到了开国伯和仪同大将军。隋朝建立后，拜其为仪同三司。因此他被称为“三朝元老”。史载虞弘“开皇十二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葬于唐叔虞之坟墓东面三里”。“粟虞”死后又遇“唐虞”，这似乎又为其添了又一个传奇。
虞弘人传奇，墓也传奇。从虞弘墓的规模规格、浮雕的材质、技术与艺术等方面看，与他生前的身份是相吻合的。墓中每一件器物都在诉说着这个人物的一生，墓主何人？生于何地？死于何时？均有文字镌刻；各种浮雕则在显示他生前的生活与生平；仅墓中石椁四周的浮雕，图案即可显示宴饮、乐舞、射猎、家居、行旅等场面。尚未做成浮雕的彩绘图，也尽显其生活丰富多彩。若嫌不足，还可读他的《墓志铭》。这就是虞弘，生前死后他都是那样悠然自得，把死后的一切安排得那么全面，足以使后人对他了如指掌了。
但这只是墓主的想法，如果我们也这么看，那就大错特错了。尤其在《解读虞弘墓》这部书面前，我越来越惴惴不安了，深感要完全读懂虞人虞墓，谈何容易！
《解读虞弘墓》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创性。从作者主持发掘该墓开始，他的考证就盘根究底，以古考古、以墓解墓，似要解开所有的谜团。来看看《解读虞弘墓》这本书对此墓作了多少考证，作出多少解释吧。仅以墓中石堂为例，如石椁从何而来？入华外族人又何时用石椁下葬？出行图中马前方的那棵树是什么树？哪国种植较多？下方带有双翅的马是否为神马？希腊神话中关于双翼神有何故事……等等，都不是我们一眼可以看明白并加以说明的。如果说这个墓的发掘本身是“学界的一次地震”，那么《解读虞弘墓》这部著作的出版，则是“学界的又一次地震”。
虞弘这位中亚人不是中国匆匆的过客，而是定居中国的常客；也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这样的人数量很多，跨越的时间也极长，延续了几个世纪，由此说明中国北朝及后来的隋唐，开放的步子迈得多大，与西域的交流多么频繁、持久、深入。这些人不是来中国做普通庶民的，相反很多人得到重用，做了官，甚至做了大官，在军事、政治、文化、艺术、外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北朝及后来的隋唐繁荣数百年的一个重要前提。由此我想起了“跨界”的重要。
作为游牧民族，他们不跨界就难以生存，难以发展，所以必须“跨界生存”，随之而来的就是“跨界融合”“跨界发展”。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来说，“跨界”也是自身的“再造”。鲜卑人入晋取得政权后，与野蛮落后告别，崇尚文明，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建立了自己的朝政。可以说，它的成功则是从自身“再造”开始的。虞弘与所有来中原的粟持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跨界”也是自身的“再造”。除了靠自身的优势与本事，还在于他们对中国内地的适应，对朝政的明察及历史文化的认同。应该说，粟持人还有一种适应性强的特点。而适应就必须学习。学习吸取优于自己民族的东西，做到“服水土”。从虞弘墓本身看，也不是没有“入乡随俗”之处，如下葬用的石葬具，乃是中国的创造，早在商周即已出现，此后形式不断变化。对此，作者也列举了好多墓葬加以说明，并说明虞弘墓石堂并非粟特人葬俗，而是“入乡随俗”，采用中国的葬法。总之，入居中国的外族人，由日常生活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自己，逐渐融合到华夏文明中。

李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