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矛盾交织的大时代里，左宗棠、李鸿章的个人抉择，左右着大变局中的国家命运。两人硬气与柔气对冲，实干与权谋对撞，自强与苟安对立，道德与智术对面，读懂两人的争与斗，足以读尽晚清五十年的概貌。
近日，著名作家、国内左宗棠研究领军人物徐志频的新著《左宗棠与李鸿章》面市。该书以左宗棠、李鸿章一生的交集故事为主线，以曾国藩、慈禧太后为参照，通过正史，还原纷纭时局里的斑驳现场；穿插轶史，丰富真实残漏的隐秘细节。以当代眼光全面深入比较左、李二人在求学、立志、团练、幕僚、建军、办企、剿捻、海防、洋务、志节十大方面的不同之处，点滴还原其中的合作与争斗、谋略与计算、复杂与诡异、无奈与挣扎，给予当代读者以历史的借鉴与现代的启迪。
徐志频，70后，出版有《左宗棠：帝国后的“鹰派”》《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湖南人怎么了？》《当商帮已成浮云》等作品。其中，《左宗棠：帝国后的“鹰派”》获“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曾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安徽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北京三联书店、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等举办讲座活动近500场。
从左宗棠1852年出山任事，到李鸿章1901年去世，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剧变年代里，作为晚清重臣，左宗棠、李鸿章某种程度是主导晚清大变局历史走向和国家命运的风云人物。左、李两人从出山到拜相封侯的生命轨迹，凝聚了历史大变局的缩影。新作出版之际，徐志频接受采访，他说：“回望曾经肩任过时代责任的左宗棠与李鸿章，他们在一百多年前那场大变局面前的是非对错、成败得失、惊险曲折都发人深省。无论读者处在哪个阶层，或者从事何种职业，只要瞥一眼那段波澜壮阔、潮流涌动的岁月，大概都会禁不住想走进去看看，一辨其中曲直究竟。”
“比较写作”　能够让一切一目了然
山西晚报：您十几年来一直在研究左宗棠，写过左宗棠的传记、家书、评述，为什么此次会选择把左宗棠和李鸿章放在一起写？
徐志频：我从2007年开始研究左宗棠，2013年出版了“左宗棠系列”的首部作品《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之后又写了《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和《左宗棠：家书抵万金》，这三部作品将左宗棠本人应该说是基本写清楚了。但左宗棠在同时代的历史作用跟独特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想写写这个。写这样的命题，“比较写作”无疑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就有了《左宗棠与李鸿章》。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之下，一切都一目了然。
山西晚报：晚清的名臣里还有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什么是李鸿章？
徐志频：我认为在晚清半个多世纪里，跟左宗棠最具比较价值的第一个人便是李鸿章。左宗棠虽然比李鸿章大十一岁，但仍可归为同龄人，两人前后相继出任巡抚，且均出自于曾国藩的大力举荐。左宗棠担任东阁大学士，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都相当于内阁宰相。左宗棠还两次出任过军机大臣，两人又均担任过两江总督，李鸿章常年做直隶总督，两江是国家的钱袋子，直隶是国家的权把子，两人一直在合作中争斗，争斗中合作。可以说，从1867年到1901年，除了慈禧太后，再没有人对中国政局的实际掌控力、影响力超过左、李两人。
山西晚报：您为什么一直执着于研究左宗棠？
徐志频：左宗棠成功克服了传统官员身上最根本的弊病，就是爱空喊口号，喜欢唱道德高调，却无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用清朝人的话说，“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国家没事时，天天高谈阔论，国家一旦有事，马上因公殉职。当官员要有方法、有手段、有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够让国家富足、民众安定，这样一来传统文化空谈道德义理的弊病便不见了，温良的传统道德也就真正可以发挥滋润人心的正面作用。这是我在用三部作品写完左宗棠的一生之后，继续来将左宗棠与李鸿章做比较研究的第一念头。
山西晚报：拓展了对左宗棠的写作领域后，首先写他和李鸿章的意义是什么？
徐志频：晚清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败，“同光中兴”成效究竟如何，首先取决于左李两人的观念跟做法。而左宗棠跟李鸿章从观念到做法，几乎都是反着来的。自周秦汉唐以来，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最惊险曲折的一段，恰恰就发生在由慈禧太后掌舵，由左宗棠、李鸿章充当左臂右膀的几十年里。今天比较去看左、李，不但可以清晰看出两人作为个体在大裂变时代里的价值成败，而且还能够让我们重新潜回三千年未有的时代中流的旋涡中心，从一个最佳视角里洞见农耕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型过渡的曲折艰难，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左宗棠和李鸿章　两人差异十分明显
山西晚报：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您如何看待李鸿章的一生？
徐志频：要准确认识李鸿章，我建议读者朋友从李鸿章本人的两句话着眼去看。《左宗棠与李鸿章》一书第一章，李鸿章有首《二十自述》，其中一句是“八千里外觅封侯”。书中第八章录有李鸿章的《临终诗》，其中一句是“八千里外吊民残”。
这两句神来之笔，写作时间相差五十多年，最能呈现李鸿章本人心路历程，告诉我们他想到了什么，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八千里外觅封侯”，这种胸怀阔大、志存高远的理想，无疑体现了传统士子“以布衣直取卿相”的豪迈。战国时的苏秦、张仪，唐朝时的李白，都有这种豪迈的口气。“八千里外吊民残”，有曹操的“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忧国、忧苍生的情怀。李鸿章一生觅封侯，死后真正被封为一等侯，但“觅封侯”的结果换来的是“吊民残”，这是他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人生从少年意气风发，到老年感怀悲世，往往只有三个字的距离。
李鸿章才高气大，天资机灵，凡事都有应对办法，其智商、情商以及为官的手段，甚至在其恩师曾国藩之上。在曾国藩、左宗棠身后，敢于担责任事，能够忍辱负重，并且有能力办事，举国之内再找不出第二个超过他的人，所以跟李鸿章当面交往过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敬重他的办事才气。
山西晚报：但梁启超也曾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您怎样看这个“不学无术”？
徐志频：李鸿章一生悲剧的根源，在于“不学无术”。他自信的气质，高傲的性格，痞子腔的做事方法，纵横术的柔远外交策略，单面去看，都有道理，也有价值，但组装在一起，不三不四，完全不搭。孔夫子说，我并不是一个博学的人，我的优点是我的价值观用一根逻辑主线全部串得起来，“吾道一以贯之”。李鸿章的学问像是散满一地杂乱无章的宝贝，完全无法用一根主线串起来，自我内部冲突，自己跟自己打架。他缺乏一根学问主线将观念、行为、方法全部贯通起来。比较左宗棠一生的“以术运经”学用结合的主线，两人差异十分明显。
山西晚报：把李鸿章与左宗棠放在同一坐标轴中，能让读者看到他们身上更多的不同？
徐志频：左宗棠与李鸿章都不是出身于天潢贵胄之家，他们早年都是乡下民间众多读书人中的一个，两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时代的机遇，以及敢于承担超重的时代负担，才在满洲贵族跟官宦子弟成片的等级森然的环境里脱颖而出，一步一步成为显官贵要。
左宗棠跟李鸿章的区别在于，他相信先秦儒家经典，虽有一流的计算能力，但仍执着于以霸蛮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李鸿章相信现实跟经验，他凭借高妙的情商跟智商，灵活机动地提前规避了前进路上一切可以躲开的陷阱，40岁做巡抚、51岁拜相，升迁可谓神速。
左宗棠跟李鸿章的成长轨迹一体双面：左宗棠具备超越人性本能弱点的一面；李鸿章则是利用人性本能弱点的一面，将它挖掘到了极致程度。从人性本能的层面，作为乡下读书人发奋入仕为国家效力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生命体，在漫长一生中呈现出来的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这是以前被人们长期以来所忽视的：左宗棠并不仅仅是一个能干的“战神”，他背面有着浓厚的儒家读书人良善的本色；他人性中的弱点，观念中的杂乱，事实上跟绝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山西晚报：李鸿章给左宗棠的挽联评价两人的关系是“和而不同，矜而不伐”。在现实生活中，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
徐志频：李鸿章与左宗棠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属于聪明人，说两人同样“精明”，可谓恰如其分。区别是，左宗棠将“精明”用于谋事，李鸿章将“精明”用于谋人。内行看门道，同行是冤家，左宗棠无法容忍李鸿章“精明”地谋算自己，所以他批评李鸿章用“诈力”，善“牢笼”，“诈力”就是欺骗手段，“牢笼”就是用圈套，设局忽悠。左宗棠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李鸿章的“痞子法”。两人一生分分合合，斗智斗勇，关系斑驳异彩，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这些都原原本本写到了书里，故事原文比理论总结要血肉丰满得多。
山西晚报：他们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徐志频：左李最大的分歧是，置身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主导一个千疮百孔的朝代，在地球村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到底是靠自主、自强求存，还是靠柔远、纵横术求存？
山西晚报：左宗棠与李鸿章对于今天的人们有哪些价值和启示？
徐志频：青年时代敢于立志，求学路上勤奋上进，出山任事不避福祸，敢于担责，为了国家始终能够忍辱负重，对芸芸苍生的前途跟变幻莫测的国运一直怀有一种忧患意识，这是左李贯穿一生的共同特点。
对于左宗棠的认知　不要相信泡沫，也不用担心掩埋
山西晚报：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曾做过曾国藩的副手、助手，受到曾国藩的提携。他们与曾国藩的实际关系如何？
徐志频：说左宗棠对曾国藩在公事面前清傲直率，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左宗棠并不以曾国藩的举荐之恩而在公事面前让步，曾国藩为官的不足之处，他每次去信都会毫不遮掩地指出来。所以，曾左的交谊，属于“诤友”。左宗棠曾说他与曾国藩之交，居心直，用情厚，也就是公事面前实事求是，正直对待，私下感情深厚。左宗棠待曾国藩后人，充分印证了这点。
李鸿章则相反，在老师曾国藩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但心里不认同老师的诚字理学。所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失败，李鸿章接替恩师，曾国藩问他以何种方法外交，李鸿章近乎叛逆地答，痞子腔。李鸿章因为一心拼命做官，所以后来干脆将曾国藩当作自己晋升的阶梯。
山西晚报：左宗棠身后遗产不过三万五千两，李鸿章身后遗产却超过千万两。两人同是晚清手握权柄的重臣，为何留下的遗产差距这么大？
徐志频：原因当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地方是左宗棠追求死后受人敬仰跟祭祀，李鸿章追求活着受人羡慕跟膜拜。
人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人的一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要发自内心地弄明白这两个问题，需要具备足够的学识，能够贯通古今跟宇宙的道理，曾国藩从古今的历史中参透了这个道理，左宗棠运用高明的逻辑理性，悟到了宇宙的真谛，所以两人能够表里如一，真正清廉。
山西晚报：许多人过完一生也不明白其中道理。
徐志频：如果没有站到思想高度上自行想明白这些道理，清廉的人，很可能是装出来的，是做给别人看的，是靠不住的。李鸿章既没有想明白这些道理，他也不想伪装，所以大摇大摆地积聚遗产。他的情商跟智商超高，所以在1895年前，他的官职是一路升升升，根本没遇到过真正的大挫折。他甚至连自己怎么成功的，也没有想明白，所以他自述晚年对照读《资治通鉴》，将自己一生做过的大事跟历史上成功的名臣去对照，再去发现跟总结其中成功的道理。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李鸿章以晚年的反思跟发现再走一遍曾经的路，他很可能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看他1896年出使欧美的心得，他是真心实意盼望中国强大起来，国民富足起来，而不是追求成为大清国的第二个和珅。
山西晚报：您不但写左宗棠的书，还在诸多地方用讲座的方式讲述左宗棠，您觉得今天的大众对左宗棠是否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徐志频：我感觉今天多数人对左宗棠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其一些戏剧化故事的皮面上。在《左宗棠：家书抵万金》的前言里，我说左宗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的生活，跟传统基本已经分割了。而今天绝大多数的社会生活问题，又是因为抛弃传统而引起的。毋庸讳言，传统文化有它固有的弊病，长于谈道德义理，短于用科技手段解决国家、社会的现实问题。这是帝国时代官员队伍常见的现象。但晚清的左宗棠唯独是个例外，他天资高妙，传统文化的底子打得深厚，早年又自学舆地、农学、水利。他独特的理工技术思维，跟最擅长通过理性技术手段解决绝大多数国家疑难的办事能力，不说在晚清独一无二，就是放进三千年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山西晚报：这样的人需要时间以及更多的作品来让人了解。
徐志频：作为历史人物，要真正看清他，必然会几经肯定与否定，能否被否定的部分，属于不同时代的附加泡沫，最终一直否定不了的，才是真价值。风流人物需要经历岁月风沙，比如，诸葛亮是汉末人物，待妇孺皆知已到明朝，中间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淘洗。以“当代诸葛亮”自称的左宗棠，1885年去世，到现在才一百三十多年，时间并不算长。随着我写左宗棠作品的增加，读者也会增加，相信他的真价值自然会呈现出来，读者朋友自会有一个判断。不要相信泡沫，也不用担心掩埋，时间会让一切逐渐变得公允。
山西晚报：您近期的创作打算是什么？
徐志频：将下一部作品《左宗棠与曾国藩》争取修改得更接地气，这部书已经交稿，如今正在细节核对中，争取做到内容尽善尽美。待这部书稿定版，我会立即投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四人书信全集评点书稿的校正，让读者对晚清湖南崛起与中国风云变幻的无数细节有一个近距离的了解，更加真切全面地看明白左宗棠。待这六部“左宗棠系列”全部完成了，我也就完成了青年使命，实现了自己二十多年的一个心愿，可以睡几个月好觉，换节奏准备干中年人的事情了。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