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首次发现西阴遗址所在地灰土岭断崖。

1926年发现的半颗蚕茧化石

中国野外考古学第一人李济

西阴邂逅李济，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国考古第一村。李济邂逅西阴，成就了“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美名。而西阴村遗址出土的半颗蚕茧化石，更将中国的植桑养蚕史向前推进了4500年。
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位于中条山以西，地处鸣条岗丘陵地带，古称西陵。每当太阳出山，整个村庄被茂密的桑林遮掩，绿树成荫，遮天蔽日。由此，人们惯称它“西荫”。再年久，又叫成了西阴。远古时期的嫘祖，就诞生在这个村庄。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就是这位勤劳睿智的西陵之女嫘祖，勤于实践，巧于探索，经过繁杂细致的程序，从本地所养蚕茧中抽离出优雅、柔和、飘逸、丝滑的蚕丝，继而编织出巧夺天工、七彩斑斓的丝绸，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古代科技与手工艺的完美结合。嫘祖亲手教导当地先民们植桑养蚕、缫丝织帛，从而告别了兽皮、树叶裹身的原始装束，开创了人类服饰文明的新纪元。若说嫘祖养蚕是华夏服饰文明的源头，那么西阴文化可说是孕育丝绸之路的滥觞之地。
丝绸从西阴诞生，历经4500余年发展至今，愈加光彩照人、斑斓耀世。谓此，古罗马人最初就是称中国为“seres”赛力斯（意为丝国），视中国为丝绸大国。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贸易通道，西汉产的丝绸之类的商品贩卖到中亚、欧洲这样的一些地方。到了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正式为这个商道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到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以丝绸贸易为媒介与中亚和欧洲进行交流。丝绸之路由此绵延于今2000多年，丝绸也一直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外销商品之一。当时，中西方交换的上等锦缎都印有“西荫”二字，成为中国最早的优质出口商品注册商标。
李济（1896～1979），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他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被派往美国留学，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入人类学专业，1926年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并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济组织考古队，在西阴村遗址的灰坑底部发现了半颗经人工切割的蚕茧化石，经过详细鉴定确认它正是当时当地人工桑养的一种家蚕。
李济著《中国文明的开始·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载：“1925年12月下旬，毕士博先生（美国）建议我做点野外工作。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在动手发掘之前，需要先做个初步调查。因此，我们商定，由我到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去做一番考察，以确定有无考古发掘的可能性。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先生欣然同意给予合作。他以校长的名义给阎锡山省长写了一封信，商妥同意我去山西南部旅行。在这同时，恰巧中国地质调查所正要派袁复礼先生到同一地区进行地质学的田野调查工作。袁先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地质学家，他曾经和安特生一道在甘肃考察了两年，对史前考古学极感兴趣。这样，我们就决定结伴同行。动身的日子稍有些延误，直至1926年2月5日（正是中国旧历新年前的一周）我们方才离开北京。……我们于21日离开运城，22日到达夏县——传说的夏朝王都。据传大禹庙以及禹王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都在这里（当地称其为夏后氏陵）。所有这些我都去寻访了。不过说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些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它们看起来都像是普通的坟冢，只是稍微大一些。可是，在我们寻访这些陵墓的途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现场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当我们随意捡拾一些暴露在地表的碎陶片时，聚拢了不少村民。我们没有在这里逗留多久，以免引起过多的注意。”
岱峻著《李济传·中国人的西阴村》载：1926年2月5日，李济结伴袁复礼，离开京城赴晋南调查。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夜，习俗祭灶、扫尘、吃灶糖。他们并非刻意选在这一天，但定然不会在意黄历的“忌远行”，就像不在意京城年节礼俗与家人倚门悬望的眼神。……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他们将此处定为未来的挖掘现场。李济回忆：西阴村位于夏县，是我们考查时发现有彩陶的三个史前遗址之一。我们这样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1）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2）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3）仰韶文化的发现已排除了对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怀疑。回京途中，李济染疾，昏沉沉回到北京。起初，父母和夫人信民间单方，耽延诊治，险些丧命。幸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直接送到协和医院，确诊为斑疹伤寒。病床上的李济，稍有好转，又念着西阴村发掘。5月26日，由他口授，弗斯考特女士打字，给毕士博写了一封信，报告晋南调查情况和病愈后即再赴西阴村作实地发掘计划。……10月15日夏县西阴村，李济主持这次考古发掘，袁复礼承担指挥民工发掘和测量两项任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只选择一小块面积，采用“探方法”，挖出8个两米见方的探坑，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处理探方，李济首创以X-Y-Z来表明陶片准确位置的“三点记载法”，即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以逐件登记标本的位置及层叠关系。发掘工作进行得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分33个层次。推出的“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点线）”等考古方法，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
张光直曾评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60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发掘结束，装车起运，已是1927年年初。山西省府接到晋中晋南几县报告：有一个9辆大车组成的车队正沿侯马、临汾一线朝北行进；车辆沉重，共有几十个大木箱货载，动用骡马等牲口共五六十匹；押车的是两个着装古怪的青年人……官方在榆次截住车队。检查人员开箱查验，打开一箱是破碎陶片，二箱是破碎陶片，三箱还是。问道：“花这么多钱，运这么多箱货到北京，就为这些破砖烂瓦？”李济回答：“都一样，请你们每箱都打开看就是。”第二天装火车，搬运工人又生议论。一位车站职员告诉工人：“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可以提炼值钱的东西。”
1927年1月10日，李济、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国学院召开欢迎茶话会。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与国学院全体师生与会，听取李、袁两人的报告，群情振奋，欢欣逾常。据戴家祥回忆：“那次欢迎会，李（济）老师首先说明……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层挖下去。袁先生接着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到某地，我敢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话，我绝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会上有如下场面：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发掘报告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而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1926年，中国第一支考古队进驻西阴，随着西阴的第一铲入土，点亮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缕曙光，从此拉开了中国专业野外考古的序幕。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丛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
嫘祖养蚕，孕育出中华丝绸之路的萌芽；西阴考古，开创了中国野外考古的先河；西阴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之滥觞；西阴文明，引领了华夏服饰文明的蜕变；西阴半颗蚕茧化石的惊世出土，不仅将中国的植桑养蚕史推进到4500年前，而且用实物证明了西阴村嫘祖植桑养蚕的史实。可谓一茧抽离出丝绸之路，一铲铲出中国野外考古学第一人，由此成就了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美名。

董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