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峪古城是太行山麓一座唐初建置的城堡，城堡依山傍水，城墙雄伟壮观，城头雉堞林立。郭峪古城历史久远，为郭氏家族所建，以姓氏命村名。郭峪始建村当在唐初。明朝时，郭峪为里，到了清朝，又称镇。

民国六年(1917年)实行编村制，郭峪里改为郭峪村。郭峪村是明代顺天巡抚张鹏云，清代刑部侍郎张尔素，明末清初大富商王重新的故居所在地，也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康熙老师陈廷敬长大成人的地方。

郭峪村规模宏大，形制完备。村落古建面积达18万平米，有城垣城楼、官宦府邸、宅第民居、庙宇祠堂、店铺作坊、苑囿园林、门楼影壁、水井、遗址等，被古建专家誉为中国古建筑的集聚地。现存传统院落在建筑格局、形式、材料以及工艺等方面保持原状，整体设计和营造均出自当地工匠之手，是地方建筑文化传统的真实体现。

至今保存较好的宅院有40处、房屋1100间，院落之间多数还可以相通。为数众多的高大的牌楼式门楼，木结构的二层楼居，各种砖雕、木雕、影壁、匾额、对联、街铺、小巷、碑刻等也满布城中。据碑刻记载，郭峪村曾遭到陕西农民军的四次骚扰，在全村死伤惨重的情况下由郭峪村的乡宦张鹏云提议，富商王重新带头，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一座面积为18万平方米固若金汤的古城堡。 城共有三门，东门为正门名为景阳门，西门为永安门，北门为拱辰门。城高12米，阔5.3米，城周1400米，城内面积17.9万平方米。城堞450个，东、北、西城门3座，另有东水门1座、有敌楼10座、窝铺18个，转角有木亭。为辅助城墙又增建窑洞，一便居住，一便防守。窑凡三层，共628眼，故名蜂窝城。这些窑洞具有战时贮存军械、粮食、药材和藏兵的功能，比普通民居更具防止火攻的功能，体现了建城者的聪明才智。城墙上置有城防铁炮数十门。

乾隆时的郭峪人张文炳有《樊川三首》诗，其一为:谷云低渡水，峰嶂远连天。村径缘溪入，薜萝绕砌穿。绿垂深院竹，红湿一池莲。幽意真殊绝，樊川胜辋川。清乾隆年间黄城村人王炳照(1743-1798)在《龙泉道中》云:一滩高士画，十里野人家。小雨浓桑叶，轻风落柿花。楼危临涧直，塔回出林斜。望望龙泉寺，香灯忆结跏。明代末年，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在陕、晋、豫等地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其中老十三营王嘉胤的一支义军，为筹集钱粮经常滋扰劫掠这一地方。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11年)《山西省阳城县乡土志》载:"崇祯四载，流贼猖狂，九条龙、紫金梁、老回回绰号之渠魁不一。"原文注:"崇祯四年，流贼王嘉印(胤)，即九条龙，转掠至阳城，总兵曹文诏击斩之。其党王自用，号紫金梁，与老回回往来阳城间，民被其害。""五六年间，邑民涂炭，润城都、郭谷里诸乡之杀掠尤多。"《郭谷修城碑记》载:"崇祯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时，突有流寇至，以万余计。乡人抛死拒之，众寡不敌，竟遭蹂躏。杀伤之惨，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变。所剩孑遗，大半锋镝残躯。或杀间奔出与商旅他乡者寥寥无几。"为躲避农民军劫掠，樊溪河谷众多散居的小户迁至大村附近，以加强集体防御力量，形成了郭峪这样较大的杂姓村落。经过明末战乱，阳城四乡村落变得十分萧条。

自明代中叶至清初的一百多年间，郭峪出过18位举人，15位进士，明清两代，"官侍郎、巡抚、翰林、台省、监司、守令者，尝不绝于时。"清同治《阳城县志》称，"阳城地虽褊小，亦旧为人文渊薮。"据统计，阳城历史上曾有123名进士(其中武进士3人)，名列山西各县前三名之内,而明清两代有63名进士，为山西省之冠，其中郭峪村竟出了15名。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蔡沾雨撰《郭峪镇仕宦题石记》载:"吾乡自宋元以来，达显无闻，起明成化以迄于今，人文累累，甲第连连。其间乔梓踵荣，花萼辉映，或建牙开府，或畿甸定安;或卿二秋曹，而洗怨泽物;或出入承明，而勋留丹史;或台垣司谏，而山岳震摇;或折冲外台，而宪邦著绩。至说岩公，登庸三事，典载化机，开冀南四百余年未有之会，而文德嘉谟，直绍伊吕。"明代末年，郭峪村有张好古一门三进士，张鹏云一家"祖孙兄弟科甲"。

清顺治丙戌年(公元1646年)，阳城县有"十凤齐鸣"，其中就有郭峪村的张尔素，后任刑部左侍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戊戌，陈廷敬考中进士。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司业，内阁学士，礼部、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刑部尚书，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为官50余年，主持编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鉴古辑览》、《皇舆表》、《明史》、《康熙字典》、《康熙词谱》、《康熙曲谱》、《佩文韵府》等书，晚年手定《午亭文编》50卷。如此说来，郭峪村为中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说起明朝末年，有一个趋势是不得不说的。这个趋势在历史书上曾经称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近年被叫做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从哪开始转呢。通俗的说，就是从封建主义自发的转型为资本主义。也就是中自发近代化的过程。很恰巧的是，这个过程也是从明成化年间开始。在康熙末年彻底被当时清政府的一系列加强专制政策完全扼杀(详情请查询清军入关是中国历史的倒退诸文)。与本村的兴衰节奏竟能如此的相似。可见本村在那个事件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本村为沁水流域诸村落之一。这些沁水河畔的村落，都属于不适合耕地的地区。也都有着和本村一致的兴衰节奏。这些村落中的建筑共同特点是规模宏大。

而本村兴衰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基础的问题。本村的经济基础是产铁，阳城古为产铁大县。而铁产量在当时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和现在钢产量一样。明代洪武年间阳城产铁量超过500年后的世界产铁第一的俄国。可见规模。而本村及其他阳城诸村兴盛于明末。可见其时产铁规模远胜明初。产出的生铁可以做成农具。可以做成各种工具兵器，甚至火器。在本村与农民军的第一场较量中，即可看到火器的身影(中国火器一直在发展，只是在清朝由于满洲贵族禁止汉人造火器，而他们自己只习骑射。造成中国火器发展滞后)。而这些生铁运送到晋南地区。就可以换取另外一种必须品盐。这就是泽州(本村属山西泽州(此为古泽州，即今天晋城市范围))商人的主要经营物资。而沁水流域诸村也多以此发家致富。

及至康熙末年。康熙出台了一系列影响中国今后数百年走向的昏头政策。 譬如重新禁海。这次使得中国几千年的航海文化彻底断绝。还譬如的就是禁止开矿。更加不许民间私自炼铁(其政策与元代蒙古人禁止汉人私自藏菜刀原因如出一辙，那个事件造成了山西刀削面的诞生)。这个事件之后。本村人民生活日渐拮据。所以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后虽偶有建树。却再无当年气象了。是以自此之后。泯然众人矣。

郭峪城历经300多年风雨，城垣残破，民国年间范月亭任村长时，曾对城墙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维修，维修后，敌楼威严，雉墙整齐，城上四周骑马可通。土地改革时，城窑分给了村民个人。建国以来，村民建房，村里搞公共建筑，拆用城窑城墙砖石，郭峪城被严重破坏。1994年，村里投资30万元，对城东门右侧一段城墙及城上的奎星阁、菩萨阁进行了维修。

据唐代徐纶于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所撰的《龙泉寺禅院记》中记载:"是院之东十数里，孤峰之上有黄砂古祠。时有一僧，莫详所自，于彼祠内讽读《金刚般若》之经。一日，有白兔驯扰而来，衔所转经文，厥然而前去。因从而追之，至于是院之东数十步。先有泉，时谓之龙泉。于彼泉后而止，僧疑之而感悟焉。因结茆宴坐，誓于其地始建刹焉。亦莫究其年代矣。人烟岂夐，基址常存。同灵鹫以通幽，类给孤而建号。东邻郭社之陌，前据金谷之垠，既名额以未标，称郭谷而斯久。"可见唐昭宗以前，这里已有郭姓村舍。郭峪村在明代为里，明崇祯十一年张鹏云撰《郭谷镇重修碑记》记述:"吾乡郭谷，夙称巨镇。聚庐而处者千余家。"可见到明末，郭峪已是一处大镇了。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阳城设十一都，郭峪里属章训都。其时，郭峪包括郭峪上下许多村落，其中较大的有沟底、大端、黄城、大桥、东峪、于山等五六个，而大村中往往又包括一些小居民点，如侍郎寨、黑沙坡等。明清以前的郭峪村，植被丰厚，河清庙古，林木葱茏，真是一处环境幽雅的生息之所。

清同治《阳城县除荒救民碑记》中载:"阳城县前此无荒也，始于闯寇之变，桑田迁易，姜逆继之，蹂躏更多。……计明代丁口十万有奇，今虽生聚数年，供□者不过两万余，凋敝之象不堪瞩目也。"郭峪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响，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好在郭峪地处关津要冲，恢复生气较快。清初，陈廷敬在《义冢碑记》里说郭峪人"好力作负贩，俗尚俭啬，四方来居者人口日众。"外来人口使郭峪村恢复了元气。郭峪古城堡正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下为求自保而兴建的防御性建筑。

位于城内中央的"豫楼"，长15米，宽7.5米，高30米，共七层，建于明崇祯十三年，亦为军事防御建筑。城墙上设有炮台，城内有地道直通城外。 上世纪末，中国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曾为郭峪亲笔题词:"中国民居之瑰宝，雉堞高城郭峪村"。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正月十五日，王重新与村首们共同协商，"矢力缮修，克成前志"，并请风水先生"考极相方，爰宅厥中"，在村中高地上建起一座与黄城河山楼相似的七层碉楼。楼即成，取《礼记·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之意，名之谓"豫楼"。豫楼"纵二丈三尺许，横五间，四丈五尺。址其深而坚也。层而上之者七次，极澈顶次计八丈。登斯楼也，心舒目行，忽焉若飘浮上腾，以临碧际。"毕其数十里，盗贼无所遁形。郭峪自此可谓固若金汤。郭峪城墙平均高12米，临樊溪河岸则高达18米，周围1400米，不仅是当时附近村镇较完固的防御工事，也是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村镇式古城堡。据有关专家认定，此城高度，比北京故宫城墙还高一米多。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实乃冒天下之大韪之举。由于城墙为宥，郭峪村大户人家所建之宅均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 郭峪村诸庙记 郭峪村虽然土地贫瘠。但历史上由于人们在家炼铁，出外经商。所以造就了他的富庶 。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攻打郭峪及修城堡的过程，现存豫楼五层西墙的《焕宇变中自记》碑中，记载得十分详细清晰。该碑高约 60厘米，宽约203厘米，是当时村中社首王重新所撰。王重新(1656-1593)，字焕宇，号碧山，世居郭谷，后易籍龙庄，然始终居郭谷。七岁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遗橐行贾长芦、天津间，俛拾仰取，不数载遂至不訾……因以渐裕，家声不少坠。"后"以例入太学，可仕，弗仕。力崇俭仆，不事奢靡。素苦服疫，不良於行，或劝其乘肩舆，谢不敢。"生前多所赈济。他在《焕宇变中自记》碑中记载:"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间，陕西反贼王加(嘉)胤在平阳府作乱。总兵牛世威、副将曹文诏领兵剿杀，自霍州山追赶至窦庄、坪上。经过窦庄，有城幸免，贼患坪上，无备被抢。官兵继后追至阳城县圣王坪花儿沟绝路，胤侄将加(嘉)胤捆至军前，请罪投降，牛总兵即将加(嘉)胤斩首。……官兵回省报捷，路由润城、史山，本处乡民疑兵为贼，飞砖乱石拦截阻挡。"

一年之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七月十五日，农民军分两路向郭峪村袭来。中午时分，农民军哨马数匹来到村东史山岭塔堆地哨探，乡民奋力赶杀，探兵逃走。当天，农民军"夜宿于家山、长河、苇町、湘峪、樊山、郭庄等处。十六日卯时，贼仍由两路合为一处，先至吾村东坡。东坡初间拒敌甚勇，渐渐贼来众多，东坡事败。东坡即招讨寨，即今侍郎寨。农民军攻打时，乡民借寨墙作掩护，用自制的神枪火炮奋力还击，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又将寨墙轰塌多处，乡民只好退回寨中。农民军乘势将寨围住，尽管"以吾村坚锐拒敌，现时人心似为可恃也。不意午后云雾弥漫，大雨淋漓，神枪火炮置之无用，人在房上站立不定，虽有智勇无所施矣。贼乃乘雨，一拥前来，四面围绕。一村人民，欲逃无门。以十分计之，逃出者仅仅一二分。馀有逃至山沟野地者，又被搂山贼搜出。"农民军将俘获的乡民集中在一处，逼他们交出钱财，交不出钱财或所交令农民军不满者，均严刑拷打，惨不忍睹。"贼于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将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损人耳目，断人手足，烧人肌肤，弓弦夹腿。火……即有苟存性命者，多半残躯。经查，杀伤、烧死、缢梁投井，饿死小口，计有千余……金银珠玉、骡马服饰，罄抢一空。猪羊牛只，蚕食殆尽。家家户户无一物所存，无一物不毁。"农民军在村中五天，到四月二十日才离开。这五天中，附近的黄城村由于在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已修起一座避难的"河山楼"，此时虽然尚未完全竣工，陈氏合族已将大量物资备于楼内，且有供给充足的水源，以致农民军在围楼十日后仍攻不下而保全陈氏族人800余口性命。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四月十六日，农民军第三次进攻郭峪。进村后"初不见人之去向，以为奇迹。及搜见一二人，百般拷问，一一引至洞口，贼尚不敢入，先用布裹干草，内加硫磺，人言藏火于内，用绳悬在井中，毒气熏入洞内，人以中毒，不觉昏迷气绝"，以至"北门外井洞计伤八十余口，馆后井洞计伤数十人，崖上井洞计伤数十人，并吾村之藏于炭窑、矿洞者，共伤三百余人，苦绝者数家。"这次，农民军劫走不少钱财。二十日，曹文诏领官军七千，自周村发兵至郭峪，分三路斩杀农民军首级千余，以为得胜，退至周村庆功，犒赏三军。不料，农民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第四次打到郭峪。此次是郭峪遭洗劫中最惨痛的一次，四日中，"杀死熏死尸骸满地。天气炎热，臭气难堪。即有一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症，不拘男女大小，十伤八九。"自第四次农民军劫掠之后，村民"无地可避，每日惊慌，昼不敢入户造饭，腰悬米食;夜不敢解衣歇卧，头枕干粮。观山望火，无一刻安然。"有钱有势人家多避居县城及安定之村庄，而"贫寒者为农事所羁，宿山卧岭，闻风惊走"。郭峪村一片凋敝之象。于是，"吾乡不得已，设处钱粮，东坡修寨"，怎奈"寨工虽完，无险可恃，人心终于不安。"这时，曾任蓟北巡抚的张鹏云"极力倡议输财，以奠磐石之安"，并"劝谕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劫后余生者积极行动起来，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十七日开工修城，由社首富商王重新组织筹资督工。他先自捐银7000两，有钱乡民踊跃筹集白银万两，无钱的以役代捐。不到十个月时间，郭峪城告竣。这一年，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聚集，共商战略之后东征凤阳，然后转战中原。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农民军又一次占据阳城南山，并"在西乌岭口婉子城、阳、沁、济源地方"频繁活动。尽管战争局势紧张，此时的郭峪村人却安稳地居于城中，"虽累年凶旱，未至大荒，衣食犹可粗足。"城墙之功，可见一斑。一城即筑，四方毕固，然"记贼出没始末毕详，且尽藏之箧中。"

进身樊溪河谷，站在郭峪古堡前咀嚼历史，陡然发现，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景点，更是明清时期北方农村文明的代表，研究它，就可以了解这片土地上半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史。因此，郭峪是一段历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