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时代》李琳之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李琳之先生的新著《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是其继《元中国时代》之后又一部有关上古中国史的学术普及著作。我于中国上古历史的知识几乎是空白，总觉着那是一个恍惚迷离的时代。近来，因为要写一点关于黄帝“元妃”嫘祖的东西，随即怀着崇敬而且忐忑的心，阅读了许多夏商周以及三皇五帝时期的考古资料，当然也包括《元中国时代》和《前中国时代》。
我的第一感受，是作者追溯并梳理中国的上古历史，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生的大背景下写作的。《元中国时代》的第一章，就是“最初中国诞生的时空背景”，其第一节首先是“青铜时代的全球化”。或许不想重复同样的写作方式，《前中国时代》将全球视野的观察，放在“前言”里表述，其第一句就是：“公元前4000年至2300年，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进入文明历程的一个关键时段。”随即简要描述了同时期或更早时期两河流域和北非、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进程。以此为背景，作者说道：“在东亚大陆，公元前4000年至2300年，正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诞生以前的‘胚胎中国’孕育时期，或者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成时期，我称之为‘前中国时代’。”我以为，有了这个坐标系，或者是大背景，对理解“前中国时代”是有绝大帮助的，也是当代学者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宏阔视野，而非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早就说过：“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时了（《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李济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16页）。”我觉得，作者是深深理解了李济先生的意思的。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作者站在一个幸运的历史节点上，并且明锐地把握住了这个节点。这个所谓的节点就是，100年以前，中国人对于自己上古历史的追溯，还处在蒙昧阶段，因为限于尚无现代意义上的考古，中国学者只是运用口头传说、书面记载等解读中国的上古史，因而不免归入神话，甚或陷入误解，或片言只语，缺乏逻辑推理，因为缺乏实证的资料，其结论总使人半信半疑。即使号称严密的考证，也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进入民国，大历史学家顾颉刚等先生们，开始“疑古”，形成“古史辨”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地域扩张学说”，因为缺乏考古实证，却也不能将上古中国的历史缕述清楚。此诚如古人所言，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整整100年以前的1921年，中国诞生了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现代考古学，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做地下考古，逐渐在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方面，获得海量的新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期的考古获得极大的进展，于是，梳理上古中国的历史，逐渐变得成为可能。但是，考古学家们是搞实证的，客观上往往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和综合力。现在，《元中国时代》和《前中国时代》恰好做了综合并还原中国上古史的努力。
李琳之先生有关史前历史的著述，其基本方法是：“利用最新考古学成果，并综合运用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揭示”史前中国发展的线索，“理顺”上古邦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各阶段历史的主脉，从而在更大的框架上尝试着“建立”上古历史的体系。我猜想，作者的心目中，一定是有着一个宏大的还原上古史的愿景和建立公元前5000年至1800年历史体系的架构的理想。现在，他通过《元中国时代》和《前中国时代》将这种愿景展示出来，上古史的架构也得到初步的展示。看看《前中国时代》的目录，从黄帝时代写到良渚文化的式微，将整个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的近2000年的历史面貌和脉络及关系揭示出来，应该是在《元中国时代》的基础上持续向前推进。在我看来，李琳之先生的这些著作，是对近100年以来学界关于上古史探索的概括性成果，有填补空白之功，真是令人欣喜。
李济先生早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重建中国的上古史，他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说：“我们既不能承认司马迁的《五帝本纪》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只有通过地下的资料来处理它（《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11页）。”现在，李琳之先生的新作正在做完成李济先生夙愿的尝试，当然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作者下大力气整合、还原中国的上古史，特别善于借助于最新的考古成果。据我的观察，《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每个章节末尾，都有大量的注释，从数十条到百余条不等，综合起来，有数千条之多。他征引的各种文献，主要是中外相关的考古文献。如果将这些文献整理起来，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海量内容。这要感谢现代科技，达到文献索取的便捷，但我认为主要在于作者的勤奋和执着，以及方法、途径的正确。作为外行，我不敢断定作者在整合史料、还原历史方面是完全准确无误的，这要留给专家判断，但是，我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感受到作者的全身心投入，以及把控资料的超强能力，并从读者的角度感谢他细心地消化史料，转化为带有文学色彩的历史叙述，这是对于大众读者的负责任的写作态度。
中国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家有谱，地方有志，国有史，追溯历史、寻求自信早已深入到国人的血脉。对上古史的追寻，在有文字前是传说，有文字后则是各种记载，如《易经》《尚书》《世本》《山海经》《帝王世纪》等等，层出不穷，真伪混杂历来不能理出头绪。现在，李琳之先生的《前中国时代》和《元中国时代》，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综合历史文献，特别是参考海量的考古资料，对上古史作出可信度极高的梳理、还原，功莫大焉。我相信，这对于作者而言，绝不是探索的终点；对上古史的研究而言，起码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盼望着作者在这个领域继续耕耘，有更新的成果问世。

张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