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朝之年思犹健，不教人间见白头。”这两句话是作家出版社送给八十岁还在创作的冯骥才先生的。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九）是冯骥才先生八十岁生日，生日前夕，作家出版社推出冯先生的两部新作——全彩图文随笔集《画室一洞天》和中短篇小说新作集《多瑙河峡谷》。两部作品既是贺寿之礼，也是冯先生在耄耋之年仍文思泉涌、笔耕不辍的证明。
《画室一洞天》为2020年出版的随笔集《书房一世界》的姊妹书，全书七十六篇短文，以冯先生的画室为发散点，纪事状人、谈古论今、抉奥阐幽，记述其艺术生涯和精神生命。《多瑙河峡谷》中的五个故事曲折跌宕，风格各异，离奇、浪漫、荒诞、凄美、幽默……诸多巧思纷繁叠加，令人目不暇接。较之以往的作品，冯先生此次文风陡转，在真切现实中引入了梦幻、奇幻、奇遇等元素，讲述现代都市中的奇诡世相和幽微人心，可谓“亦真亦幻”，给熟知他风格的读者带来了充分的新鲜感与惊喜。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作家、画家、文化学者。老先生书写得好，画画得更好。但有20年的时间，他几乎从文学界消失，跻身文化、民俗、民间文学、民间美学、文物保护、遗产抢救、博物馆学……把文学带入了一个非文学领域。他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致力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晋中市榆次后沟村的戏台曾有一副对联：不离不弃，文明永继；莫失莫忘，古村恒昌。这副对联就是曾到后沟考察并致力于保护这个村庄的冯骥才先生，在2015年6月参加后沟村举行的“文化先觉的脚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时给村里写的。他希望“不要离开不要抛弃，永远继承我们的文明；莫要失去莫要遗忘，叫我们的古村落永远昌盛”。
近日，冯骥才先生就新出版的两部作品接受了媒体的微信群访，《山西晚报》作为全省唯一受邀媒体参加了此次采访。
“很高兴大家关心我的写作、关心我新出的作品，大家只要提问题，我就回答，大家只管问！”群访中，冯老认真回复每一个提问，声音洪亮、思路敏捷、思维缜密，说到写作与绘画，冯老是欢快的，喜悦时能听到他的笑声；说到文化遗产保护，冯老是坚定的，动情时也能听到他的哽咽。古人咏八十岁，着眼点在“闲”与“淡”，而冯先生的八十岁，仍重“勤”与“急”，让人钦佩。
A　从《木佛》获得“自由”后，一口气写出《多瑙河峡谷》
山西晚报：通过新作《多瑙河峡谷》，看得出您对人生有了一番新的窥见和更深的理解，在80岁这样的年纪，还能有许多新的人生感悟，您是怎样做到的？
冯骥才：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时代，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一年写几十万字，实在扛不住了，就忽然大病一场。在大病的时候，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作家严文井先生给我写过一封信，里边写过一句话，他说“冯骥才一定要活得久，你只有活得久的时候，你对人生的理解才会更深透”。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对人生、对命运，对人、对很多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只有你活长了，你把生活的各个面都看了，你和很多周围的人和事都共同经历了，你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它可能会更丰富，也可能更深厚。
山西晚报：个人感受的不断变化，促进了您的笔耕不辍？
冯骥才：人对文学、对艺术的热爱都是一种天性。当他有了对生活的热情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用文字来表达，那就是搞文学的人的一种天性；当他必须要用笔墨用色彩去表达时，那就是搞绘画人的。
山西晚报：《多瑙河峡谷》中五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对您来说都是一次崭新的文学尝试，为什么写作方法差异会这么大？
冯骥才：我在小说集《多瑙河峡谷》里只有《多瑙河峡谷》这一篇是现实主义的写法，另外那几篇有的比较荒诞，有的更像一个寓言。写法不同是和我之前写的《艺术家们》有很大的关系。《艺术家们》写完了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从这部小说里出不来了。尽管我还有写别的长篇的冲动，还会有想像，但是我从那小说里出不来了。我们这一代搞艺术的人，我们的精神经历、心灵经历在写《艺术家们》时都钻得太深了，钻进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我出来，怎么办？我就觉得我要放开我的想法。
这本小说集我先写的是《木佛》，我有意识的换了一个角度，用物来写人，把木佛人格化，变成一个有精神的、有思考的、有灵魂的一个人，用这样的一个人格的角度去写这篇小说。因为我喜欢收藏，古玩这个行当我很熟悉，所以当我以木佛被几经倒手引出的故事进入这个小说之后，特别是进入一个独特的想像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一点一点从《艺术家们》里退出来了，这个感觉特别好。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自由，好像我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空间里边，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山西晚报：写完《木佛》获得“自由”后，一口气就又写了许多作品。
冯骥才：是啊，觉得自由了，我脑子里就冒出了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生活素材变成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故事在脑子里产生，那个时候思维特别活跃，就一口气写了好几篇。小说集《多瑙河峡谷》就是这么写下来的。
山西晚报：《多瑙河峡谷》写出现代社会的很多命题，比如爱情的脆弱、人的选择、人的有限性等等，非常切中当下这个时代，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什么？
冯骥才：作家去写一个小说的时候，这个故事不见得是来自于一个情节或者来自一个原型，往往来自于对生活的感情和感觉。像我一个80岁的人，应该是说从生活里过来的人，也会常常感受到脆弱，命运的脆弱、个人的脆弱。我经常能感受到生活的阴错阳差能改变人的命运，我就特别想就把这个东西给了小说。《多瑙河峡谷》就是阴错阳差中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被改变的故事，但这样一个故事的后边有一个东西是珍贵的，就是爱情，就是真正的爱情，这些东西在他们心里边仍然是最有价值的，仍然是他们对待生活的一个出发点，只是他们没法改变，但是他们知道人应该坚守的是什么。
山西晚报：最早看您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时，您讲到过灵感，说灵感是多次形成并组合的，这个怎么理解？
冯骥才：灵感可能是一个人物的形象，也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切入点，也可能是一个艺术的、独特的结构，这些引发了我对一个小说最初的想像，然后在这之上逐步丰富起来，最后形成一部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就是原来先有两个身高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想法，一般都认为男人比女人应该高一点，我就违反常规，想看看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合适。后来又有无数个特别能触动我的那样艺术的、有审美意味的画面和细节，然后小说就一点点丰富起来了，最后就形成了。当然，真正的小说在形成和写作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灵感产生。
B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精神价值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
山西晚报：从去年的《艺术家们》到今年的《多瑙河峡谷》，都是您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回归后创作的，您始终没有离开文学，对吗？
冯骥才：我跟文学阔别了20年，但我不会离开文学，为什么？因为我热爱文学。所以在做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我经常会有文学的冲动、有文学的想像，但是我不可能写，因为我当时没时间。那时看到我同辈的作家或者年轻人出新书，会有一点苦涩，觉得自己热爱的东西没法儿做，但是仅仅有一点而已，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文化遗产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不能选择。
我文学想像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时候，跑了20年，见得太多了、认识得也太多了。所以当我现在有时间写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拥而来，有的时候同时几个想法都会来，这个还是因为我热爱文学的原因。回归后有人问我有什么写作计划？其实没什么计划。因为过去压抑的时间太久了，20年来积累也太多了，所以有时间就写。
山西晚报：您有那么多素材和故事可以写，写了那么多奇人，可是现实中许多人都是在单调重复的生活，抱怨生活枯燥无味，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您能遇到奇人？
冯骥才：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物质的东西太多的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多一点精神的追求和向往，就不会重复。我们和人的交往多一些精神上的交往，我们的生活就也不会重复，我觉得人的交往、人的丰富主要还是来自于精神。我写作我知道，反而是越贫穷的时候往往想像得越多、空间越大，所以我觉得这恐怕不仅是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重物质的时代，也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往往容易轻视具有精神价值的这种生活，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精神价值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
山西晚报：您的小说创作到了现在有哪些坚持？又有哪些转变？
冯骥才：我现在坚持的一个就是把文学作为艺术品写，我想把文学写成一个艺术品，所谓艺术品就是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另一个坚持就是一种语言。我认为小说家的语言，不管你写作的时候多么富有激情，或者是你的情感多么澎湃，小说的语言最后还应该是精当（精确恰当）的，特别重要，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
我现在跟以前的写作有一点不同，就是以前我写作可能是更希望和读者一块儿认识生活。现在我觉得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给文学留下审美形象。你对于时代的思考、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包括那种哲思，都要通过审美形象体现出来，要把审美的氛围、审美的意境和文学意境体现出来。这种写作是审美的、创造的快乐，我回到文学，实际上是回到一种审美的创造的快乐里了，所以现在我止不住还在一篇一篇地写。
C　画室和书房之间是一个甜蜜的往返
山西晚报：《画室一洞天》是《书房一世界》的姊妹书，“一世界”和“一洞天”怎样理解？
冯骥才：我有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以文字工作，此为书房；另一个空间是以丹青干活，此为画室。这两个空间的不同，不仅是工作方式的不同，实际上是心灵分工的不同。我说过，写作于我，更多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更多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所以我分别称之为“一世界”与“一洞天”。我称“书房一世界”，是说书房之大、之宽广、之丰厚幽邃、之深藏历史之重重，有如一个世界；我写了一本书，远远未能将其穷尽。现在又说“画室一洞天”了，何谓洞天？洞天乃道家所说——神仙居住的地方也。洞是藏身之处，私人空间，一己天地，隐秘安全。洞又是人类最早的家，我们的祖先是“山顶洞人”。家是温暖的、自由的，也是世界惟一可以不设防的地方。
山西晚报：您在写作和绘画上如何分配时间？
冯骥才：我觉得我不需要分配时间，我有文学想法、有创作冲动的时候，我一定会到书房埋头去写。当我有绘画的感受时，这种感受我觉得画可以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么我就走进画室。我的画室跟我的书房是在我家一个廊子的两头，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很幸福，很幸福。
山西晚报：写作和绘画相互影响吗？
冯骥才：我最早是画家，我画了15年的画。现在当然还在画，但是不多了。绘画对于我来说更私人化、个人化一些，更多的是一种排遣、一种抒发。文学则承担了一些社会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思考，还想和读者一起来认识生活，这都是我的一些文学的追求。
文学影响了我的绘画，比如说我会在绘画里追求文学性、追求诗意、追求意境，这也是中国绘画的传统，特别是文人画的传统。那么绘画也影响我的文学，因为绘画跟文学有共通性的一点就是：它们都要产生视觉形象，要唤起读者的一种形象的想像。还要给读者营造一个看得见的空间、看得见的人物、看得见的景象，而且越鲜明越简洁越好。
山西晚报：《书房一世界》和《画室一洞天》是不是您写得最快乐的作品？就像是自己和老朋友对话，完全在一种放松状态。
冯骥才：你体会到了，我挺高兴的。写这两本书对我来说是特别轻松的时候，也是为了放松我自己。这两本书是写我身边的东西和每个东西里边的故事。我知道哪些东西是值得把它写出来的，是有意味的，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写这些时很轻松，就像宋人写那些笔记一样。人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喜怒哀乐在文字里边、在文章里边，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它有另外的一种诗意，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和它融合在一起。
山西晚报：《画室一洞天》里《远古》一文提到您的画室里摆着两件古物，一件是半坡遗址的鱼纹红陶钵，另一件是河姆渡的灰陶猪。您怎么会有这些古老的东西？
冯骥才：前年我从一个收藏的朋友手里看到一个画册，看到伦敦拍卖市场在拍卖这两件古物，价钱并不贵。这两样东西保留着6000年以上、很多我们先人的一些文化创造，这些东西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我特别喜欢陶猪的造型，还有陶器上鱼的黑色的那个很流畅的线条。我觉得买回来将来放到学院的博物馆里边很好，特别是我们博物馆里边会有一些大文化遗址的内容，所以我就把它们买回来了。
山西晚报：您还会收藏一些民间艺术品，它们不像文物字画那么有价值，您为什么喜欢？
冯骥才：我既最喜欢一些古代的精美文物，同时也喜欢的一些民间的泥塑和年画。这些东西在经济上没有价值，但它在文化上有它的价值。比如说文化的地域性，例如年画，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四川绵竹的年画，都有各自的地域特点。因为地方的、民间的东西是集体创造、集体认同的，一个地方的艺术最有地域性，别的东西不能替代。
另外民间的东西因为过去不是很重视，往往有些东西产生了，但后来就消失了，所以留下的东西很少，应该特别珍惜。
D　卖画用于遗产保护，其作用是想唤醒人们的思考
山西晚报：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您现在还做吗？
冯骥才：我这辈子跟文化遗产是永远不会松绑的。如果现在让我回到60岁有体力的时候，我还是要放下小说，还是要到文化遗产上的。我现在仍然在为文化遗产一些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甚至于困境而焦虑，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另外我目前还有一个具体的事情要做，就是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学科，要给国家多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个学科的建立已经得到批准了，今年就要开始招第一批非遗学的学生了。这个学科的建立，促使我在文化遗产保护这方面要更加深入。
山西晚报：非遗学科的建设也是您现在要坚持做的事？
冯骥才：现在我做的学科建设跟我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那么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学保护。我们现在没有保护的标准、没有规范、没有专业的人才，所以我们在大学必须开设这样的非遗学的学科教育，让它进入到高等教育的体系里来，这是我坚持要做的。
我现在缺的是时间，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我说我有四驾马车：文学、艺术、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目前，要做的还是文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建设。
山西晚报：您怎样看文化遗产抢救工作？
冯骥才：文化遗产抢救里有很重要的理性的东西，必须让人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意义和价值不是个人的，是民族的，是对民族、对未来的，我们今天多保护一样东西，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后代就会多拥有一样东西；如果我们不保护，在我们手里、在我们眼前失去一样东西，我们的后代就少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后代做这个事。我觉得这是需要理性的，但是它也离不开热爱。如果你不热爱自己的文化，不深刻地认识它，你怎么会产生文化自觉？如果你没有文化的自觉，你又哪来文化的自信？只有自觉的才有自信的，所以有很多理性的东西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直到现在，这方面的学习仍然是我一个挺大的任务。
山西晚报：不少人在提到您的时候都会说到您的这段非文学的人生，作为一个作家、画家，是什么让您非要投身去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这件事的？
冯骥才：面对文化遗产保护这项工作，有的人呼吁，有的人呐喊，而我为什么扑下身子去做这件事。当人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这么一句话：当你的亲人或者孩子，被一辆车忽然撞倒的时候，你会只是喊吗？一定是会扑上去啊，这就是我的心情。
天津市是一座600年的老城，是中国唯一一个有建城纪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这个有建城日的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忽然一个通知就要把老城区全拆了，还有一个广告说要建的跟香港的铜锣湾一样，说将来你在这个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是觉得在香港的铜锣湾里。当时我就急了，就开始做抢救。那时通过一些努力，还有媒体的报道，我和主管部门达成一些协议，保留老街的几个历史建筑。可是，这期间我去法国做了一个交流，我也想研究法国巴黎的保护都是什么力量、什么人在起作用。在我到法国去做研究的时候，忽然有人告诉我老街拆了，原来定好不拆的也拆了。我从巴黎赶回来，第二天就去看老街，整个拆空了。历史建筑一旦拆了就永远没办法了，重建的根本不是历史。所以当时我在那条街上忽然就哭了（哽咽）。我哭了以后，当时《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冯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场，反正因为我，老街变成了一个焦点。后来这篇文章对全国影响很大，也让我知道媒体的意义。
山西晚报：您就这样一心扑在了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上，为此还卖画换钱来筹措经费，为什么要这样掏心掏肺的做这件事？
冯骥才：实际上我卖画也解决不了我们大地上正在濒危的千千万万的文化遗产。现在整理出来的国家、省、市、县四级的文化遗产的名录就有10万项之多，传统村落整理出来是6819个。这么大一个文化遗产，卖一点画能起什么作用？但我知道它有一个作用，就是一定会有人想知道冯骥才为什么要卖自己的画？他卖画是为了什么？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使他非要卖自己的画？我觉得这样能唤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当年我在苏州博物馆卖完画的时候，我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的一些好画都没有了。当时我有一种悲壮感，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喜欢做的事情里有一点悲壮感，男人嘛，做的事情总希望有一点壮烈的东西。我觉得在这种悲壮感里我把我的心给了大地，这也是在鼓舞自己吧，我喜欢这样的一种感受。
E 希望山西本土热爱自己故乡文化的人更多一些
山西晚报：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您和山西也是有渊源的，能讲讲您和山西的故事吗？
冯骥才：我们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最早发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就是在山西，我们在山西做了大量的文化调查和文化保护。2002年11月，我与民俗学家、美院教授和摄影师，肩负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实地采样的任务，受邀到了晋中榆次东赵乡的后沟村。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竟然还能找到如此典型的农耕黄土文化。后来，我们将后沟村列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惟一的古村落范本，把“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采样考察放在这里，还将在北师大一次会议上由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近百位学者签名的关于抢救民间文化的“紧急声明”，从这里付诸实现。
我们面对的是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必须要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普查手册”。当时我们请了全国十几名重要的专家学者，比如潘鲁生、乔晓光、乌丙安等，在后沟做了考察。我们以这次考察资料为基础，写出了抢救工程的《普查手册》。这本小书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一直被我们使用着，成为我们进行旨在“盘清文化家底”的全国性田野普查的科学工具。
2015年，我们又回到后沟村，举行了“文化先觉的脚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
山西晚报：您怎样看山西的文化遗产？对此有什么期待吗？
冯骥才：山西的文化遗产很多，从大同到黄河边，我们跑了非常多的地区，山村、古城等文化遗址跑了很多，还有非遗，看不过来。中国的文化太灿烂，山西的我们都看不过来。山西自然条件好，比较干燥，东西不容易坏，不像南方潮湿，梅雨越多越容易坏，所以山西的东西保护得好。另一方面，山西人节省，爱惜东西，所以山西的东西保留得比哪儿都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到山西淘宝的人太多了，所以山西的东西大量的流失到全国。所以我特别希望山西本土多一些热爱自己本土文化的人，做好自己的故乡、特别是地域的文化保护。
F　虽然80岁了，但我的心理年龄仍在五六十岁
山西晚报：您一直生活在天津，但您的祖籍是浙江宁波，这两座城市的文化对您的文化修养有源头作用吗？
冯骥才：还有济宁。我母亲是山东济宁人，济宁这个地方又文又武，文是孟子和孔子的故乡，武是水泊梁山。我父亲家在宁波，世代都是文人，也为官。家里的两种文化对我都有影响，都从父母身上带来了。山东人重义，厚道朴实，文化里边有一种阳刚之气；浙江人比较细腻，比较重情，而且慈孝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宁波，所以这里的人热爱故乡故土。父母对我的影响不是几句话的事儿，这种影响是在骨子里、在精神上。所以在我50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我回宁波办了一个画展，名为“敬乡”，敬我的老乡、敬我的老家。这个画展让我和老家有了密切的关系。
办画展时我听说为了市中心月湖改造工程，要把贺知章祠堂拆掉。当时政府本想把这个祠堂给宁波文联，但祠堂太破，不修就不能用，文联又没有钱修。所以我第一次卖画就是在我老家宁波，我在画展里边选了5幅自己最喜欢的画卖了，然后把钱捐给宁波文联，修了贺知章祠堂，现在这里变成了宁波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和旅游的景点。这样的事我做得挺多，没有任何功利，没有任何想法，就是因为热爱，就是因为是我老家的东西，就觉得它分外的亲切。我觉得宁波的文化文明、就是父系带来的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如果我们追寻自己精神来源的时候，我觉得都能找到源头。
现在我80岁了，为什么还要研究一个知识分子跟土地的关系？就因为我在天津这个地方80年，做了很多天津老城老街的保护，也跟这块土地有很深的关系。
山西晚报：您曾经写过“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过得深一点，在记忆中刻下一个印记，让生命多一点纵向的东西”。在您80岁生日的这个重要节点，您打算怎么过？
冯骥才：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些节点，比如说生日、结婚纪念日、考上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工作时，这样的一些个日子我希望过得深一点，能够留下将来能够作为记忆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的努力是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些记忆，比如说我80岁的生日，我不想像一般人过80岁生日时那样有人来祝寿，穿上唐装，摆个果篮或者鲜花，我不想那么平庸、平常的过，我希望加一点东西。
我的80岁生日有两个想法：一个就是我105岁的母亲还很健康，我80岁的人了还能去看我自己的妈妈很幸福。我跟我母亲说好了，我生日那天的中午，我就和我妈，我们两个人吃一顿面，我觉得这个面是有特别意味的、深长的，这样我会有很多触动。将来说不定我会写一些散文，会写我吃面时候的一些心里的感觉。另一个是想在我学院里边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不是给我祝寿，是拿我的生日说事，做一点研究。因为有的作家从故乡出生长大之后就飞走了，像鸟一样，就到社会上闯荡去了。而我从出生到现在近80年里，我基本上全是在天津生活，全在一块土地上，那么对我跟土地的感觉不一样。有很多作家去写土地，有的作家的写作跟土地的关系特别的纠结，所以我想做一个讨论，通过我和天津这块土地的关系讨论一个知识分子跟土地的关系，跟他故土上的人民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这种情感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做这样一个讨论，可能对文学、对作家都是有意义的。这是我想放一点纵向的东西的想法。
山西晚报：您在自己人生重要的日子里还有挥毫作画的习惯，那么今年要为自己生日画一幅什么样的画？
冯骥才：我记得我五十岁的时候，画了一大片树，是秋天的树，但是树叶在暖阳里闪光。我想画的是人生辉煌的一个时期，就是我进入了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想画出这个收获的年代的一种感受。在六十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幅画叫“豪情依旧”，一片大江中有一只船在扬帆。那时候正好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所以我需要这么一股力量，就画了这么一幅画。今年80岁了，离生日还有几天，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到时才知道画什么。
我在每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会跟我爱人一起画一对小鸟，因为她也是画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一起画了一对小鸟在风雪里。之后每年结婚纪念日，我们就画鸟，只是风景在不断变化。
山西晚报：您今年80岁了，还在做许多事情，您不觉得累吗？
冯骥才：我虽然80岁了，但我坦率地说，我的心理的年龄仍然是50岁到60岁之间。我现在的思维不如五六十岁那个时候好，但对事物的敏感和想像力还不错。我说的想像力不是用脑子主动地去想，是我不自觉的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形象。
实际上，没有人让我写，我的创作都是自己产生的，是我内心的需要，主要是来自于热爱，还是热爱文学，热爱文字的审美创造，热爱笔墨丹青创造出的那种意想不到的、很独特的、有个性的形象和意境来。
最近我把小说写作全放下了，在做学科建设的事情。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彻底出来了，这个出来也是在为下一部长篇做准备，我有写下一部长篇的想法。所以我必须要使我完全出来，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我才好写下一部。
山西晚报：感谢冯老的坚持创作，能让我们看到您一部接一部的精彩作品。祝您80岁生日快乐，和妈妈吃一顿香喷喷的面条！
冯骥才：谢谢！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