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自西汉时期开通的沟通中国与中亚、南亚及欧洲的商道，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交流及促进世界联系与交往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农作物的传入，丰富了饮食文化
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深入发展，中亚与西亚一带的农作物品种被传入中国。如从伊朗引入的波斯枣、扁桃等；从阿拉伯引进的茉莉花、莙荙菜、椰枣树等；从大宛传入的苜蓿、葡萄和胡麻等。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汉魏南北朝时期，输入中国的农作物有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蒜、胡荽、胡瓜、胡麻、胡豆等，汉唐时期及以后则有波斯枣、扁桃、齐暾、胡椒、无花果、阿月浑子、菠菜等。
关于域外农作物的引进，传统社会认为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致。如《齐民要术》卷三《种蒜第十九》引王逸语，“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九《奉使部三》引王逸子语，“或问：‘张骞，可谓名使者欤？’曰：‘周流绝域，东西数千里’。其中胡貊皆知其习俗；始得大蒜、葡萄、苜蓿等。”他们的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人们的观念。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为张骞引进了更多的植物种子，除葡萄、苜蓿、大蒜外，还有胡荽、石榴、胡麻、胡桃等。东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了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各种物产。《初学记》卷二十八《石榴第二十一》引《博物志》中记述，说“张骞使西域，所得葡桃、胡荽、苜蓿、安石榴”。由张骞带回来的还有蚕豆和胡瓜，胡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华北地区已经种植，可见在汉朝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由西域所带回至中国的作物种类丰富，且生产技术得到了长足进步，进行了广泛的大规模种植。
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食物仍带有“西”“胡”等字，无一例外地表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农作物与水果对后世的影响。与之相似的，还有“番茄”“番薯”等作物，在传入中国后被赋予了新的名字，也在中华民族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中成为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不难看出，物质的传播过程本身就带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西亚乃至欧洲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打开了世界联系的窗口，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域外作物引进中国，也因其有高产、适应性强等特点，也对人口快速增长与社会饮食结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也对推动中华农业文明纵深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积极影响。
以印度佛教为例的文化输入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陆上丝绸之路外，作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汉朝设立的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在后世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当数印度。
西汉晚期，佛教已传入我国。东汉早期的楚王刘英信佛，并造浮屠，供养僧人，而明帝刘庄在其影响下,也开始信佛求法，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元68年，印度佛教传法师组成佛教使团访问东汉都城洛阳，受到热情款待。那么，佛教的传入在中国的具体表现需要从具体的物质中探求——以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为例，可以在这些生动的造像中看到具有印度文化特点的装饰。
在印度，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原因，自然界中的莲花因为“出于污泥而不染”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崇拜。生于天竺的莲花分五种，一曰优钵罗花，二曰拘物头花,三曰波头摩花,四曰芬陀利花，五曰加泥卢钵罗。世人通常崇拜的莲花，盖指芬陀利之白色莲花也。《法华玄赞》卷一曰：“奔荼利迦者，白莲花也。西域呼白莲花为奔荼利迦。”佛以莲花比喻妙法，故有经典径直称为《妙法莲花经》者，从中可见佛陀故乡对于莲花的崇拜业已纳入经典的记事。而印度包括阿玛拉瓦提佛塔遗址及阿旃陀石窟等众多佛教文化遗产中数不胜数的莲花造型，则反复露出莲花崇拜在古代印度的盛行。
在龙门石窟中的莲花雕刻很好地证实了通过丝绸之路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由此足以看出，中国佛教造型艺术中的莲花雕刻本质上为中印物质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产品从意识形态领域和视觉美术语境散发出来的浓郁的域外文化情调，以丰富多彩的资料信息，向人们揭示了华夏民族在接受域外文明的过程中，将其本土化、中国化，展现不同文化交流中碰撞与融合的多姿多彩。我们通过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不仅能看到通过丝绸之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兴盛，更让我们体会到跨越时空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给中国、印度人民和其它地区人民带来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资源共享的人类永恒命题。
彩色宝石等珍奇制品广泛传播
丝绸之路的开辟打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物质文化交流通道，大量镶嵌彩色宝石的西方装饰艺术品开始渗透到中国传统珠宝文化中。在以彩色宝石为例的珍奇商品中，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这些域外宝石材料进入中国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在我国境内的新疆、甘肃、西安等地，及另外几个首都（如北魏时曾先后定都的大同和洛阳)的延长线上，有许多地点都出土了有关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文物。东汉刘恭墓出土的兽形鎏金铜砚盒是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中西亚饰物——盒上镶嵌绿松石、青金石和珊瑚。青金石产于阿富汗巴达克山，可见丝绸之路所到地区的广阔与交流频繁。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及延长线上的汉代墓葬多有琥珀出土，说明波罗的海的琥珀是沿北方丝绸之路输入的。两汉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普遍出土镶嵌了青金石、绿松石、红色宝石、碧玺等彩色宝玉石的戒指，这些戒指多使用焊缀金珠工艺，戒面宝石凹雕中西亚风格的图案。还有部分墓葬伴有外来文物出土，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口北魏墓葬出土了拜占庭金币索里得，铸造时期为公元457－474年(相当于我国北魏年间)。又如新疆波马古墓与金戒指一起出土的一批金器，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地也能找到风格类似的对应。
以上史料与实物的验证无不表明丝绸之路使西亚、中亚与欧洲地区的彩色宝石装饰品和珍奇制品在中国广泛传播，也能从这些出土文物中看到生产技艺传播与中国本土化的特征。
从汉唐时期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民族间的大规模战争、人口迁徙流动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十分明显。其中来自天竺佛教文化、中西亚的萨珊波斯文化、粟特祆教文化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传人中原。可以认为，我国彩色宝石文化第一次滥觞和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的迁徙融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发现彩色宝玉石的遗迹基本分布在丝绸之路及其延长线附近也是其佐证。
乐舞百戏走进日常生活
东汉灵帝好胡箜篌、胡笛、胡舞等，表明一些外来乐器、音乐及舞蹈等已逐渐被接受并渗透至一些地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各国的一些乐器如琵琶、箜篌、觱篥、方响、锣、钹、星、羯鼓、腰鼓、达卜等传至中原。其中琵琶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在亚洲西部、西南部各地较为流行，至迟东汉时传入我国。四川乐山虎头湾汉代崖墓石刻画像及辽宁辽阳棒台子东汉石椁墓壁画中皆有弹奏琵琶的人像。
在很多墓葬与壁画中，均有对琵琶这类乐器的记载与刻画，如敦煌壁画与甘肃炳灵寺的佛教洞窟壁画，都展现了琵琶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
众多舞蹈、杂技、幻术等也逐渐传入并不断普及。“叠案”技艺在汉代较为流行，可能受到“安息五案”的影响，四川郫县东汉石棺画像中为叠九案。幻术有吞刀吐火等，密县打虎亭的相关图像中有此图像。缘橦为高竿表演，汉王朝的表演者可能从都卢艺人那里学习了相关技巧，表演出高难度的杂技。乐舞杂技等在传入后，逐渐影响到较多的阶层，并渗透至迎宾、宴客、家庭娱乐、礼仪活动等日常生活中。
总之，由丝绸之路引进的农作物的名称，可以让人感受到食物、作物中的文化特色，而在丰富物产的交流中，中国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同时，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纵深发展。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输入，让人们从一尊尊佛教造像与独具特色的石窟中窥探到古代文化在建筑领域的深厚底蕴，也赞叹文化交流中赋予的本土化与交融，使世界各地的颜色交织、碰撞，晕染出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珍奇商品与乐舞百戏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体会到对美的追求从来都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历史的研究与学习，能够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世界人类文明更加繁荣。

苏罗杰（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太原市外国语凤凰双语中学校）